伟大的革命运动世纪年代的中国知青与农村科学(4) - 农村科学实验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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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革命运动世纪年代的中国知青与农村科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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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月22日，沈记录了他的第一次失败事件带来的悲伤。一个多星期后，他对此还是念念不忘。“我所经历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了。现在，只有现在，我才明白了什么；现在，直到现在，我才体验了这个真实、严肃、深刻、无情的考验。”然后在2月12日，他写道：“另一个失败已经来到眼前。这种打击实在是太沉重了！这让我难以呼吸，让我摔倒了。但我不能，绝对不能。我必须振作起来，继续前进，必须坚持和稳定，必须冷静而顽强地坚持下去，不能停止工作。如果我跌倒，我必须爬起来，如果我失败了，我必须重新做一遍。”

这一年的春节来了。但是沈的日记中没有提及这个最重要的中国节日——只是在一个简短的条目中说到需要热情和坚持。第二天，他找到了生产大队的领导，领导对沈未来的工作给予了一线希望，但也警告说，未来的工作将变得更加困难，而不是更容易。这样一来，使沈陷入了越来越绝望的失败困惑之中。6月，他在日记中写了一篇冗长的“总结”，并于7月写成了一份“报告”，提交给了区委青年组织，随后中止了实验。做完这一切，似乎给了沈一点小小的安慰。沈写道：“最近发生的事件已经剥夺了我的工作权利。谁将来和我一起工作？我可以和谁合作？也许没有人了！我最好平静地面对死亡。当然，这不是一个活生生的肉体的死亡，而是我的政治生涯的死亡。虽然永远都无法接受这个死亡，但我最终会找到它的一些意义而生存下去。我不会悲观或胆怯，但会保证用我的生命来维护真理。”[71]

这是“成功之母”的失败吗？宣传故事从来没有如此悲伤或宿命。不过，沈的案例和那些宣传材料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这与潜意识中的背叛基本相同。这是非常痛苦的清醒，是深沉的、内化的个人价值观与国家革命科学愿景的背离。同样的激情激发了他在第一时间参加了科学实验，但是也容易因失败的耻辱而离开。来自严酷的政治环境的批评，并没有支撑他对未来的信心。

四、结语：资产阶级科学吗？青年与科学的1978年转型

毛泽东逝世和逮捕“四人帮”后，城市知青以及他们的支持者越来越抵制“上山下乡”政策，在1978年和1979年，他们呼吁上山下乡的青年返回家园。[72]但当时的领导人显然对知青问题还没有成熟的解决方案。一方面，华国锋和邓小平都谴责“四人帮”造成的社会悲剧。另一方面，让1400万年轻人回到城市，为他们安排工作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农业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关于城市上山下乡青年的书中，仍然号召青年人要勇攀高峰，在国营农场做出科学实验成果。这部号召知青留在农场的书试图缓和紧张的回城浪潮。

在某些方面，这个1979年收集的故事非常符合早期的情况。他们祝贺青年在乡村的积极的科学贡献。他们还在青年们所熟悉的叙事框架中，不断地反对政治上的可疑人物，在农民的热情支持和党(现在是华主席)的指导下继续发展兴盛。他们仍然强调青年要有克服逆境的勇气，大胆尝试科研新想法。无论吃饭睡觉或者冒着恶劣的天气，都去广阔田野观察农业生产的情况，与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一样，青年依然英勇地为参与科学实验而努力。[73]

尽管如此，1979年的故事与早些年已经有所不同。他们不仅认为“四人帮”是科学进步的主要障碍，而且在一个更明确的进取方式下强调了书本知识的学习。在几个故事中，年轻人的问题是积极的书呆子。有一个故事说，一个青年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无政府主义”和“四人帮”的政治标准，继续自学数学、物理、化学，以及联合收割机的理论和设计。[74]这本故事集里有一篇文章，介绍了一个年轻人从中学时代起，就喜欢阅读科幻小说和科学杂志。当他被指定为“植保员”时，他从书店购买了防治植物病虫害的书籍。有一次，他为了买书而节省一张长途汽车票，这意味着他要乘坐木船花很长时间才能回到农场。他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时间来读书，无论是吃饭时，睡觉时，甚至是在街上行走的时候。有一天，他走在路上仍着迷般思考书中的问题，一不小心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上。[75]这个故事有点像前面说到的邓燕塘在1965年的情况。他为了省钱买农业书籍而戒了烟，甚至没有吃午饭。但在邓小平时代，这则轶事趣闻展示了一个城市青年如此明显的学究气，无疑标志着知识分子需要从他们的书本中走出来，在农业的实践经验中，与农民建立牢固的联系。现在，书呆子的倾向带有一点明确的骄傲，表示头脑敏锐，而不在乎诸如节省一张汽车客票或者撞上电线杆之类的世俗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