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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叙事中被湮没的知青“科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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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我国大规模开展之时，一场深刻的科技革命已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悄然发生。以微电子技术、人工合成材料等为先导的第三次科技革命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我国大规模开展之时，一场深刻的科技革命已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悄然发生。以微电子技术、人工合成材料等为先导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蓬勃兴起，大大加速了现代化的世界进程［1］(P141)1969年7月20日，当美国宇航员乘坐飞船登月舱成功在月球表面着陆时，地球上的八亿中国人还沉浸在“红色海洋”中，对此几乎一无所知。5个月后，毛泽东“12．21”指示发表，大批城市中学生(总人数达1700万人)以知识青年身份分批奔赴全国各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身处封闭狂热的政治社会环境中的广大知青，对于世界上新发生的科技革命自然是茫然无知的。
尽管如此，知青群体中有不少人在学生时期就是科学爱好者和科技迷，他们在艰苦的劳动中，排除干扰，仍然坚持学习，努力探索科技，并将科技知识和当地实践相结合，投身于当时三大革命运动中的科学实验。②持续十几年的艰苦实践，大量辛勤努力的汗水，也浇灌出一定的科技成果。插队青年对于上山下乡所在地的文化科技贡献，兵团知青对于农垦事业的贡献，不应随时间的递推而被人们遗忘。［1］(P137)本文通过查阅分析相关文献发现:即使在“疯狂年代”的蹉跎岁月里，农村的“科学实验”领域也并不完全是一片“沙漠”，仍有一些有理想有追求的知青在艰苦的农业劳作中，执着地探索“科技”文明的曙光。
经过上山下乡磨砺的一代知青中，有一批人以其成熟、坚毅、脚踏实地、有责任感、自强自立等独特的精神风貌，成长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如作家、社会学家、企业家、政治家，但较少有科学家、科技专家。一些对科技有兴趣的知青由于学历层次不够而无法进入科技研发平台。
正如作家沈乔生所言，我们很少见到知青中的科学家，不是因为他们中间没有科学家的苗子，而是因为，在他们少年时，该打下科学基础的时候没打。无止境的大批判、阶级斗争耗费了他们宝贵的时间。这和种庄稼一个道理，错过了播种的节气，他们终于成了和科学绝缘的人。从知青文献的主题分布来看，主要是文学研究，而有关社会、经济、法律、管理等领域较少。［2］其中，涉及科技领域主题的更少。
不过，各类知青文献中有不少零碎的相关信息，知青叙事中有时也会隐现或闪烁有关开展科学实验的记忆火花;有些知青叙事能够部分描述当时开展科学实验所包含的一些流程细节，如信息情报、需求分析、资源调查、技术引入、工艺试验、产品定型、应用推广等。而当时的媒体对知青的科学实验也时有一些公开报道。例如，《人民日报》1973年1月24日报道，1968年至1971年延安地区两万名北京知青中，有1/3参加了农村科学实验和农业技术革新的工作。广东省扶绥县有37%的知青成为农业科技人员。在内蒙古黄河湾的某军队农场，下乡知青在贫瘠的土地上进行马铃薯有性杂交实验，解决了马铃薯的退化问题。［1］(P106)据《人民日报》1972年10月16日报道，江苏省宝应县11个生产队，队队都建立了科学实验小组。由下乡知青组成的小组负责制造5406菌肥、920生物激素、4115农药、酪化饮料;引进、培育良种;推广双季稻;进行病虫测报、天气预报等。［1］(P106)
1973年8月4日，中共中央转批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发［1073］30号，附件二)指出:“要以下乡知识青年为重要培养对象，大力开展业余教育，有组织地开展科学实验，普及农业科技知识。要积极为社队培养水利、土壤、农机、电力、育种、植保、兽医、会计等各种人才。”这是官方对于知青开展科学实验的明确支持和肯定。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下乡知青进行科学实验，主要是在设备简陋、知识缺失、信息不通、资源匮乏的极差条件下，艰难地开发一些传统实用技术。条件的不足毋庸置疑的。其中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技术知识的匮乏。如当时供知青自学的《青年自学丛书》共49种图书，主要以人文社科类为主，且多契合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而非侧重知青在农村所需要的农技知识。［3］丛书中涉及农业技术的仅有《有机化学》《生物基础知识》《作物生理知识》《作物遗传育种知识》《土壤知识》等5种。
尽管如此，知青在农村广泛开展科学实验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04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接受延安电视台《我是延安人》节目专访时，畅谈回忆起自己在延安的插队岁月。当时，20岁的习近平挑起了梁家河大队支部书记的重担，他扑下身子带领社员不分昼夜打坝淤地、大办沼气，使梁家河成为陕西省第一个实现沼气化的村子。在节目中，习近平回忆了建沼气池的诸多细节:
文章来源：《农村科学实验》 网址: http://www.nckxsyzz.cn/qikandaodu/2020/0818/463.html